6月2日讯 《每日邮报》首席体育作家Oliver Holt在其专栏中谈到阿森纳失欧冠让英超各队球迷庆祝的事情，并解释为何这件事令自己感到难过。

Oliver Holt专栏内容：

英格兰球迷究竟从何时起不再希望英格兰俱乐部在欧洲赛场获胜了？

这虽然无法精确到某个具体的年份，但我知道一定是在过去50年内的某个时候。因为在我小时候，在曼彻斯特长大、隔周六轮流看曼联和曼城比赛的日子里，我曾极度渴望英格兰球队能赢得欧冠。

1975年利兹联闯入决赛却0-2负于拜仁慕尼黑时，我才九岁。我喜欢那支利兹联，尤其是彼得·洛里默和他那炮弹般的射门，我也深切感受到当时那些对唐·雷维的球队不利的、如今臭名昭著的误判所带来的不公。

即便利物浦在国内是死敌，但当他们在1977年赢得欧冠，看到凯文·基冈把贝尔蒂·福格茨耍得团团转，汤米·史密斯以一记石破天惊的头球锁定胜局时，我仍感到激动不已。第二年夏天，当肯尼·达格利什以一记精巧绝伦的进球帮助利物浦击败布鲁日蝉联冠军时，我的感受依旧如此。

诺丁汉森林夺冠时也是一样。我觉得特雷弗·弗朗西斯在伯明翰城时就是一名杰出的前锋，而约翰·罗伯逊的技巧让我像所有不幸的右后卫一样被钉在原地。我被布莱恩·克拉夫的魅力深深吸引。我有什么理由不希望森林队赢呢？1982年，当阿斯顿维拉捧杯时，我全力支持加里·肖和戈登·考恩斯。

我想我并非特例，我或许算个足球书呆子，但我的大多数朋友也是如此。他们大多是曼城或曼联的球迷，但当另一家英格兰俱乐部在决赛中与欧洲豪门对决时，他们大多会放下国内的对立。

这种情感从未离开过我，1999年我希望曼联击败拜仁。我从小听着巴斯比宝贝的故事长大，即便后来成为记者，当亚历克斯·弗格森爵士试图以一支核心为前青训球员的球队，为俱乐部赢得1968年以来的首座欧冠时，我仍为之着迷。

2005年我希望利物浦夺冠，因为我一直对杰拉德和杰米·卡拉格怀有巨大敬意，也热爱那座城市。这种心情一直延续：2012年我希望切尔西赢，2023年希望曼城赢。是的，周六晚上在布达佩斯的普斯卡什球场，我也希望阿森纳能击败巴黎圣日耳曼。

但这似乎让我成了绝对的少数派。阿森纳点球大战的失利，在大多数北伦敦以外的英格兰球迷心中激起的不是惋惜，而是肆无忌惮的幸灾乐祸，这场失利催生了上百万个表情包。

有人说这仅仅因为对象是阿森纳，他们不喜欢阿尔特塔，说这家俱乐部傲慢。但他们真的就比其他豪门更傲慢吗？还有就是阿森纳的打法，据说他们创造力匮乏也是人们转而支持巴黎圣日耳曼的原因。

然而，这种态度的转变远不止于此。部分原因是，现在的球迷比我年轻时更懂球。我从小对英格兰球队了如指掌，但对欧洲足坛那些伟大俱乐部的实力却几乎一无所知。那时英国电视上很少转播这些球队的比赛。看到他们来访比赛是种激动人心的体验，但对于我这一代人来说，很难像现在英格兰小孩穿着皇马、巴萨或拜仁球衣到处走那样，对一支欧洲球队产生情感连接。

如今的球迷熟知克瓦拉茨赫利亚、维蒂尼亚和登贝莱的精彩之处，他们可能像当年我欣赏利兹联和利物浦那样去研究巴黎圣日耳曼。而我当年对欧洲俱乐部的情感连接，仅限于写信给在圣埃蒂安效力的约翰尼·雷普索要签名，我曾在电视上看过他代表荷兰队征战1978年世界杯。

英格兰俱乐部的身份认同也已今非昔比，在布达佩斯的阿森纳首发阵容中，只有三名英格兰球员。2023年曼城在伊斯坦布尔击败国际米兰时，阵中有两名英格兰球员。而1977年利物浦夺冠时，11名首发中有10人是英国人。1982年维拉夺冠时，11人全是英国人。

我并不是说这更好或更坏，但确实不同了，这改变了一家俱乐部的身份认同。如今我们的球队更像是世界性的组织，我们有幸每周都能在联赛中看到众多世界最顶尖的球员。

但俱乐部与特定国家的联系已被稀释，它们现在更像是全球足球的资产，而非特有的英格兰实体。如果你想在支持自己俱乐部之外，也为英格兰元素在欧战中的参与喝彩，或许你会去支持拜仁慕尼黑，因为哈里·凯恩在那里效力。

球迷文化也变了。英格兰足球向来部落化，但过去十五年，社交媒体硬化了这种阵营界限。如今存在一种表演式的部落主义，以颂扬仇恨、轻蔑和刻薄为荣，并将任何对足球更广泛的欣赏视为软弱和怪异。

嘲讽和奚落对手向来是足球的一部分，但社交媒体和球迷频道放大了这种噪音。即便是主流体育频道，也对任何看似中立客观的立场怀有深深的不信任。

他们把自己的节目变成了泛娱乐化球迷电视台的衍生品，他们推崇偏见，拍摄评论员在自己球队进球时绕演播室狂奔、挥拳庆祝的画面。每个人都必须大声宣告自己的阵营归属。

这真是一件怪事：在一个我们能看到一切的足球时代，独眼之人却成了国王。